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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忽悠症的社会根源(达芬奇启示录之一)  

2011-08-08 13:03:58|  分类: 公共事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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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启示录之一 

“达芬奇忽悠症”的社会根源

 

文/陈杰

 

过去半个多月里,虽然媒体已经将“达芬奇”家具的各种猫腻揭露得体无完肤,但直到8月3日,达芬奇家居公司还致信媒体,仍然只承认个别产品存在问题,并称舆论的批评是媒体杜撰的谣言。(据上海《新闻晨报》)

我相信,不管达芬奇家居公司如何辩解和反驳,它在公众中的造假形象恐怕难以挽回。那些动辄以数百万元购买一套家具的大佬们,也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上当,那么再多的狡辩也难以唤回他们的心。

结合此前的众多报道可以发现,达芬奇家具的核心问题,就是假冒进口产品,以海关“一日游”方式忽悠消费者,并通过天价销售策略,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媒体批评说,迄今为止,人们未见权威部门就达芬奇的质量、欺诈行为和其他有关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公布结论,这让公众平添了更多的疑问和猜测。

在我看来,质检部门也许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顺应舆论宣布达芬奇质量有问题,却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和事实认定,而根据当前的质量标准,达芬奇也许还不到不合格的份上;如果认定达芬奇家具没有问题,质检部门恐怕又要面对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就事论事,要解决达芬奇家具的这场闹剧,最应该出面的,除了质检部门的及时调查和公开信息,还有工商、物价、海关甚至公安等部门,他们需要各司其职,比如工商查是否违法经营和欺诈,物价查是否违反价格政策,海关查是否存在走私,公安查是否存在诈骗等行为。遗憾的是,那些部门都躲得远远的,这也看出,在关键时刻,政府的有关部门是不是真的维护民众的正当利益和市场的公平秩序。

对于消费者而言,能不能成功地退掉已经购买的达芬奇家具,或许是最现实最迫切的话题,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绝大多数人不存在退货的问题,大家关心的是造成“达芬奇忽悠症”的原因,以及如何防范这种闹剧的再度发生。

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提到达芬奇,第一反应就是画家。事实上,达·芬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之一,为欧洲乃至全人类的艺术和人文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不仅是画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寓言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地理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才,显然是精英阶层仰慕的对象甚至崇拜的偶像。

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新加坡夫妻潘东尼(Tony Phua)和潘庄秀华(Doris Phua)在中国大打精英牌,以达芬奇的品牌生产和销售家具,成功忽悠了一批又一批有钱人。我们设想一下,那些同样的家具,倘若取名“桂花牌”、“钻石牌”,或者“万鑫牌”之类,一定让人感觉缺少大气和人文韵味,销量和价格也一定难以走高端路线。

在数千年的封闭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存在夜郎自大的骄傲和首鼠两端的民族自卑性,两种情感长期以来交织在一起,煎熬着多数中国人。一方面,中国长期以天朝自居,以世界的中心自满,自宋以降,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正在发达的文明,大家信奉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以至于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后,很多人在震惊之余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当洋枪洋炮在短短数年间就彻底击溃了封闭的中国王朝之后,不少中国人承受了从极度自尊到极度悲戚的心理落差,并自此患上了恐洋和崇洋结合症。

这种轰然的文化撞击,造就了许多中国人对西式文明的心理迷信和心理依赖,在那些人看来,即便纯属中国土生土长的事物,哪怕取个有洋味的名字,亦是一种荣耀。由此而来,诸如“达芬奇家具”之流,便有了生存和受宠的机会。此为“达芬奇忽悠症”的社会文化根源。

从市场秩序管控的层面来看,中国官员至今没有建立起完全规范、彻底的工作流程,主观性、随意性、选择性执法,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常见毛病。这些衙门里的官老爷们,一方面和众多国人一样,深受崇洋媚外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心灵深处刻上了崇洋的烙印,另一方面又让这些心理规律影响到工作之中。

常常去邮局的人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如果你是寄的国内信件,邮局的工作人员通常态度不够好,甚至有些不屑和不耐烦,如果你收寄的是写有洋文的信件,所感受到的服务热情一定远远超过前者。何哉?依然是官家人员崇洋、恐洋的心理使然。于是老板们便意识到,如果将家具起个洋名字,不仅能忽悠消费者,还能忽悠政府相关监管官员。此为“达芬奇忽悠症”的社会管理根源。

当然,如果我们以为光是国人的崇洋心态成就了达芬奇家具,恐怕还不足以解释“达芬奇忽悠症”的巨大成功。迄今为止中国产品和国际产品巨大的质量差异、质量检验标准、管理服务水平等,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根源。

以汽车业为例,中国经历了近20年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后,却发现几乎一无所获,市场被国际品牌抢占殆尽,而国产品牌依然没有形成像样的自主技术和自主开发。不止是汽车,在IT、高端电器等其他众多领域,中国产品依然停留在低端质量和低端服务的“双低”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和高端技术没有太大关系的普通产品,比如食品、玩具等,国产品牌和国际品牌依然存在巨大的价格落差。个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监管力度和服务水平有天壤之别。同一款产品,如果是出口的,或者是国际产品进口的,就会按照国际上更安全的标准进行检测和监管,只有中国自产自销的产品,才是无视公共利益和安全的代名词。

可以说,历史文化心态、社会管理失范、安全标准差异、市场秩序失衡,诸多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造就了达芬奇的假洋鬼子品牌及其忽悠效应。

我们不能否认,作为一个活在现实秩序中的人或机构,无法逃避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无时不在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芬奇家具的取名,本身并不是错,它错就错在走得太远,让洋名字变成了洋忽悠。而政府管理部门不对“达芬奇们”进行信息查对和信息公开,亦是铸错的大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达芬奇家具本身也是这场社会闹剧的受害者,只不过是,它在受害之后又扩大恶果,将更大的伤害传递到了更多消费者和整个市场。所以,对于达芬奇家具的欺诈行为,有关管理部门一方面确实需要依法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还不能就事论事浅尝辄止,政府需要做的,是对市场中批着洋外衣的各类品牌进行一次筛查,公布相应的信息,让消费者在明白中去选择而不是糊里糊涂就当了假洋鬼子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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