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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截访者说句公道话  

2011-09-26 13:10:46|  分类: 公共事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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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杰人

 

    河南洛阳男子赵志斐在北京旅游期间,因为住的旅馆是四人间,而其他同住的人员恰好是来自河南洛阳的进京上访者,于是,赵被洛阳官方来京截访人员当成上访者,与同房间的其他上访者一并被抓回了河南并遭受暴力殴打。

针对此事,人民日报9月26日发表题为《信访通社会才能少些痛》的评论文章,批评地方官员既不愿积极从源头化解矛盾,更害怕越级上访乃至赴京上访失了自己的颜面,想方设法掩盖问题、阻截信访通道。源头治理变成了源头堵截甚至“暴力截访”,社会管理中的这种野蛮做法,既是对中央精神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益的践踏,还可能因此引发恶性事件。

    从行为本身来看,人民日报此文说得非常中肯,也指出了地方官员在对待信访问题上的扭曲心态以及暴力截访行为可能产生的恶果。因此,首先要肯定人民日报此文的价值,它毕竟为进京上访者说了公道话。

    但从暴力截访现象的根源看,我觉得主要问题出在北京而不是地方官身上。正是由于北京方面错误地定性信访行为、错误地制定政策,才催生了地方官员的非法行为。可以说,地方官员的很多截访其实是身不由己,他们在错误政策的逼迫下,选择了这种既非法又非人的做法。

    根据现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一个地方的进京上访人数和次数,是与该地维稳工作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并且维稳工作又对地方官的政绩形成一票否决机制。按照现行政策,不管上访者有没有道理,只要进京上访,就被登记在上访者户籍所在地的维稳账上,中央有关部门还会对这些人数进行月度、季度和年度排位,一个地方进京上访登记人数越多,该地就被认定为越不稳定,从而影响地方官的升迁和奖励。

    我们知道,上访者至少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有冤无处诉、有难无人帮、有事无人办的有理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表达自己的正常呼声,在地方官员没有尽到职责时,跑到北京上访,试图以上压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类是明知自己没理却依然上访,这些人深知,只要一进京上访,就对地方政府构成了极大压力,这就能逼迫地方政府退让以照顾其不合理利益。

    中央有关部门实行登记上访人数的政策,本应区别对待,对那些确实因为地方官不作为、乱作为所导致的上访现象,完全可以也应该记入地方官的不稳定账中,但对于那些无理缠访的,也不问青红皂白都记入地方官的账中,就显得不公平。

    还有一种情形是,比如某人户籍地为A地,但他常年居住在B地,甚至和A地多年没任何实质关系,假如这个人到北京上访,反映B地的问题,那么在北京的有关部门,也会将这笔上访账记入A地而不是B地。

    除了记账,北京方面还会经常责令地方政府派员到北京,领回有关上访人员。如果这些上访者不听从领回者的安排,地方官还要经常违心花费额外的钱,满足其不合理要求,才能哄得上访者离京返回。

    久而久之,地方官对上访问题深感头痛,为了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官位,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进京上访问题。一方面,他们要在当地时刻注意防范上访者进京,可以说,现在的北京,不仅是被误抓的赵志斐们的伤心所在,也是很多地方官梦靥之所;另一方面,当此起彼伏的上访者已经切实影响到地方官们的核心利益时,他们就会考虑采取极端手段截访。

    其实除了暴力截访,截访的地方官们在北京还会经常干一件相同的事——在天安门、中南海西门、国家信访局接待站等上访者密集的地方,这些地方官们会想方设法与管辖这些地方的公安派出所拉关系,因为上访者被发现和登记,首先就发生在这些派出所,时间一长,地方官都练就了一整套办法,通过这些派出所铲掉上访记录。在此过程中,就会有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猫腻发生。

    看清了这些问题后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地方官在北京频繁截访,根源还是不合理的上访登记政策和上访解决机制。面对中央有关部门“眼不见为净”的心态和回避矛盾的做法,面对有关部门强大的压力,面对上访者给自己的核心利益可能带来的种种致命打击,地方官们也就只得不惜违法而加强截访了。

    笔者说这些,不是为了替地方官们叫屈,毕竟,他们哪怕为了维护自己的官帽而不惜牺牲人民的合法利益,也是需要严厉谴责的行为。但“法律不强人所难”,在复杂的人性面前,不合理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更多悲剧。

    因此,中央有关部门应该深刻检讨当前的信访控制制度,必须实事求是地修改具体的政策,分门别类地对待上访问题——对于那些确有地方官渎职失职或其他不当行为原因的上访,应当从严追究地方官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必须对不论青红皂白一概登记为地方责任的信访制度进行纠正;另外,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对于那些地方无法解决、难以解决的疑难复杂上访事务,必须发挥中央司法、行政等部门的法定职能,该直接解决的直接解决,避免对信访问题一踢了事的简单做法。

    我相信,当中央有关部门适度校正信访登记制度,改而施行合理的、负责的政策,地方官一方面会减少一概截访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会心服口服,加紧对上访问题的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有利于保护人民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合理社会秩序的新信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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