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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案中的喧嚣与冷峻   

2013-04-15 13:52:16|  分类: 公共事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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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案中的喧嚣与冷峻

文/陈杰人

 

按:这或许注定是一篇会招来很多口水的文章,在整个舆论一边倒地声援唐慧谴责永州法院的时候,我发出这种声音,的确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也正是看到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已经融入了危险的情绪因素,并正在以维护法治之名行伤害法治之实,所以,我决定冒险发这篇文章。各位朋友,如果您真的忍不住愤怒要骂我,我都能理解您的心情,因为,那一定是一颗善良之心在促使你表达情绪,对您的骂,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您在骂之前先看完这篇文章。


唐慧案中的喧嚣与冷峻 - 陈杰人 - 我在故我思
 一审败诉后唐慧在法院掩面而泣


倍受关注的湖南永州“上访母亲”唐慧被劳教案,涉及行政诉讼部分一审宣判,永州中院驳回唐慧的国家赔偿请求,这在广大民众心中和互联网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整个舆论情绪激昂,几乎一边倒地谴责永州中院的判决。4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同情“一位母亲”的角度,呼吁“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该文将舆论对唐慧的声援和对湖南地方当局的批判推到了顶峰。

从最朴素的善良情感来看,唐慧的确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女性。她的女儿在未成年时就被强迫卖淫并感染严重的性病,为了维权,唐慧多次上访,以至于被永州政府劳教。“未成年人受害”、“上访母亲”和“劳教”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唐慧案件中的核心价值因素,通过媒体的传播和强化,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漩涡效应,以至于有关学者、意见领袖、律师、官媒等平时素以理性著称的群体都被调动了情绪,大家纷纷加入声讨地方政府声援唐慧的队伍之中。

纵观唐慧案件的发生发展,它经历了东窗事发、司法不公、抗争博弈、律师介入、媒体披露、舆论声讨、官民互动、回归司法等多个阶段。在此演变过程中,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介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必须承认,包括湖南省劳教委撤销对唐慧的劳教决定,亦深受这股强大舆论的影响。

但问题是,对于具体的个案而言,越是大众情绪激扬,法治就越要保持警惕和冷静。因为,法治从来不是激烈情绪的仆人,而是冷峻理性的侍者。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次对唐慧案件的围观,更多的恰恰是一种喧嚣的情绪而非冷峻的理性。

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为例,它的主旨是“呵护法治信仰”,但文章通篇均以对唐慧“作为一位母亲”的同情情绪为主线,试图通过驾驭公众对“母亲”这一角色的爱与同情,以此达到批驳不当司法的目的。在我看来,这样的舆论引导方式,不是呵护法治信仰而是摧毁法治信仰。

如果跳出一边倒的情绪化思维而理性分析唐慧案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作为母亲的唐慧和作为公民的唐慧,其在公共传播心理中的效应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受害者角色的母亲,她必然受到更多的同情和声援;但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唐慧不管自己曾经受过多少冤屈,其行为也一样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受到规制。

记得在唐慧案件的第一波舆论高峰期,当绝大多数人都因为对劳教制度的厌恶而声援唐慧时,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唐慧案:两种价值观的危险碰撞》的文章,指出问题的核心所在,即唐慧反复上访要求判处全部7个被告人死刑。法院没有满足唐慧的这个请求,造成她反复上访,以至于地方公权恼羞成怒将其劳教。我那篇文章的意思是,我们在声讨劳教恶制度的同时,还是要对唐慧本身的诉求保持理性,绝不可为了声讨劳教制度而客观上支持滥用死刑。

现在,人们对永州中院的判决,再次呈现出如同当时的一边倒趋势,以至于很多人还没有看到法院的判决理由,就迫不及待地在微博上批评法院的判决不公。

笔者这样说,并非赞同永州中院的判决。该院认为,湖南省劳教委只是鉴于对唐慧“可以不予劳动教养”而撤销了劳教决定,但并没有认定劳教决定本身是错误的,相反,该决定对唐慧的违法事实和劳教程序与法律依据都进行了确认,因此,永州市劳教委不需承担赔偿责任。永州中院的错误在于,错把劳教决定本身的合法性当成了不予赔偿的理由。其实,该案中国家赔偿的基础,是对唐慧人身自由的侵害,根据行政法的基本精神,行政处罚被撤销,意味着该处罚自始无效,换言之,即便永州市劳教委曾经的劳教决定合法,只要该决定被撤销,对唐慧的关押就失去了法定理由,因此,应当赔偿唐慧人身自由损失。

虽然永州中院一审判决的错误显而易见,但笔者遗憾地看到,在对该判决的舆论评判中,大多数法律人(包括专家学者和律师)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没有认真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去探讨,转而以一种情绪化的喧嚣,替代了理性的思考。在这过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作为母亲的唐慧”和“作为公民的唐慧”的概念,模糊了道德同情和法律规制的界限。

即便如此,我仍然理解人们的这种情绪化表达,因为在当下中国,太多的司法不公和暗箱操作,让人们不得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摩公权掌控者的心理,并由此产生了很多舆论情绪左右司法理性的恶劣案例。

从多年前河南张金柱案件到后来的刘涌案件,再到马加爵案件,特别是前不久的药家鑫案件,我们都看到了舆论喧嚣之中司法失去自我的悲哀。以药家鑫案件为例,一开始,舆论在个别人的刻意操控下,模糊了案件事实,一步步地将药家鑫推向了刑场,甚至还将其父母也推向了舆论被告人席位,但后来人们发现了一些真相后,又开始懊悔于被误导,并开始同情药家鑫的父母。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在反复验证一个规律——任何以维护法治为名的非理性舆论潮,最终不仅无助于司法公正,反而破坏了司法的独立和理性继而伤害了法治。

回到唐慧案,倘若更多的人能够在喧嚣的舆论场中保持一份应有的理性,比如,至少等到法院的判决理由公布之后再行驳斥;比如,对唐慧在上访过程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作适度的理性评判;比如,对劳教行政诉讼的一审结果多一些法律探讨少一些概念先行;再比如,法院能够超脱于政治,理性判决案件,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法治理性下的光辉闪耀。所有这些比如,其实都是一种期待,它是法治理性的必需,更是当下中国法治不彰时最为宝贵的行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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